“基於客觀瞭解所作出的決策,一定比基於想借貸象和輕視作出的決策更有力”
  “印度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國家?”大景觀設計多數中國人對於這個問題可能都只是一知半解。
  26歲的馬宇歌,把這個問題大大地印在了她的新書《去印度成長》的封系統家具底上。4年前,以清華大學工學、法學雙學士身份畢業的她,就是為瞭解答這個問題,隻身去了印度留學。
  一年的學習與游歷,她看到了與傳聞中不一樣的印度。可是,“看得越多,瞭解得越多,對印度社會的不理解也越來越多”。為了突破自己無法“透過現象看本質”的瓶當鋪頸,她選擇了去牛津大學繼續攻讀博士。
  “印度是一個充滿了矛盾的社九份民宿會。”馬宇歌說。
  印度有壯美的泰姬陵,卻也常常被人貼上“髒亂”的標簽;印度被稱作“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但等級森嚴的“種姓制度”在印度社會仍根深蒂固;印度是重要的“金磚國家”之一,也面臨著基礎設施薄弱、電力短缺等發展問題……在馬宇歌看來,“正是這些矛盾,讓印度變得有些難以看透,甚至輕易地被人貼上各種負面‘標簽’。然而,我們卻並不瞭解這些矛盾的根源。”
  最近4年內,馬宇歌在印度共待了17個月時間。為了完成博士論文,她最近又去了印度,進行為期半年的考察。雖然先前她已經將自己在印度的見聞和感悟寫成了《去印度成長》,但她仍在連連感嘆自己對印度的認識“太淺太淺……”馬宇歌覺得,她對印度的觀察和思考,或許只能算是“拋磚引玉”。
  問題一:“民主制度”與“種姓制度”餘孽如何並存?
  印度號稱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然而,儘管等級分明的種姓制度在印度獨立以後已經被廢除,卻似乎仍滲透在這個國家的肌理里。以平等為基礎的民主制度和以不平等為特征的種姓制度餘孽,如何在這片古文明之地共存?
  馬宇歌覺得,要理解這對矛盾,先要從種姓制度的起源講起。
  眾多學者的考證表明,種姓制度起源於社會分工的不同,不同職業從業者慢慢發展成了一個種姓。比如,最高種姓“婆羅門”最初是負責解釋宗教典籍、主持宗教儀式等工作的;而最低種姓“不可接觸者”,則是負責清潔污穢物等工作。漸漸地,形成了不平等的種姓制度。另一方面,印度又是一個有著3000多年文明史的國家,而且是世界五大文明古國中唯一一個沒有經歷過激烈社會革命的,因此,種姓制度在30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仍然沿襲下來,併在人們的觀念中根深蒂固。
  1947年8月15日,印度獨立,尼赫魯等開國元勛為印度選擇了這樣一條道路——在經濟上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在政治上卻選擇了英國式的議會民主制。“西方社會的漸進式民主,經歷了200多年的歷程,但印度的民主制度卻是由政治精英們一朝引進,因此,當一種以人人平等為基礎的現代政治文明與一種等級森嚴的種姓制度相碰撞時,巨大的矛盾是難以調和的。雖然印度憲法規定人人平等,但在人們的觀念中,不平等的種姓制度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主導著印度社會。”馬宇歌說。
  但是,一切正在改變。
  “印度憲法規定,對於在歷史上受壓迫的群體要作出補償。比如,在公立大學和公共機構中,會為低種姓的群體預留名額,以追求結果平等的方式,希望更快地醫治歷史頑疾、彌補歷史缺憾。目前,雖然弱勢種姓人群在印度國會和工商界管理層中所占的比例仍遠遠低於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但相較於印度建國之初,現在的比例已經高出很多了。”
  馬宇歌舉例說:“我留學的尼赫魯大學是印度最好的大學之一,學生有15%左右來自弱勢種姓群體,或者是殘疾人群體。我感覺,至少在學校里,種姓的藩籬已經基本被打破了,大家都是按照成績來一較高下的。”
  “在印度消除種姓制度的影響,確實是一個非常緩慢過程。但畢竟改變正在發生。”馬宇歌說。
  問題二:強姦案頻發,一個現代國家何以頻繁出現如此野蠻事件?
  前段時間,印度強姦案頻發的新聞屢屢引起世界關註。
  “印度強姦案發案率,現在甚至比印度上世紀50年代建國之初翻了一番!”馬宇歌說,究其原因,“這是印度社會發展水平沒有跟上現代政治和經濟發展步伐的結果。”
  從人口方面說,印度是“性別選擇”現象普遍的國家,男女比例嚴重失衡,很多底層男性找不到伴侶。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性侵案頻發。
  另一個更為深層次的原因是,印度女性地位仍然低下。雖然印度的憲法和勞動法都規定了“兩性平等”,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女性仍然被排斥在很多崗位之外。
  馬宇歌同樣從積極的一面看待這個問題。她說:“我們也應該看到,在兩性平等的問題上,印度社會也是在不斷進步的過程當中。只是,這個進程同樣太緩慢了。”
  “去年新德里黑公交輪姦案等一系列惡性事件發生以後,‘女性平權’浪潮在印度再次爆發,人們上街游行抗議,要求通過立法確保女性權益。很多NGO(非政府組織)也在為此奔走呼號。事實上,兩性平等的問題在印度社會精英階層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瞭解決。我們可以看到,印度執政黨國大黨的領袖索尼婭·甘地是一位女性;在印度企業高管中也不乏女性。只是,男女平等的觀念還沒有從精英階層‘輻射’到底層民眾中。在這個進程中,印度恐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馬宇歌說。
  問題三:印度真的是髒亂無序的嗎?
  在網絡資訊發達的今天,一些有關印度的傳聞尤其是負面傳聞,總是頗能吸引人們的眼球,比如,“恆河上漂浮著屍體”、“印度沒有廁所”、“印度環境髒亂差”,等等。
  事實真的如此嗎?在印度游歷了十幾個邦的馬宇歌,可能對此比較有發言權。“我本人並沒有看到過傳聞中河面飄浮著屍體的恐怖景象。這種現象確實零星存在,但是並不像傳聞的那麼誇張。而且,如果你瞭解一些宗教和社會背景之後,可能你會換個角度看待這一現象。”馬宇歌解釋道,“對於印度教教徒而言,人們相信,人死後身體應該歸向神聖恆河和大地,一般的做法是將骨灰撒入恆河。但是,舉行祭祀儀式和買焚石、木材都需要錢,一些貧困家庭或無家可歸者可能會直接將遺體拋入恆河。”
  當然,從公共衛生的角度看,如此做法有很大隱患。據馬宇歌瞭解,印度政府對此也並非無所作為。“政府在恆河中養了一定數量的‘食肉龜’,用生態循環的方式來處理被拋棄在恆河裡的屍體。政府還修建了一些公共的焚燒爐,供家境貧困的信徒家庭使用,以減少因貧困而拋屍的現象。”
  馬宇歌認為,在一些錶面上看起來難以理解的現象的背後,是有宗教、歷史和經濟原因的。而偏見的形成,正是由於我們對印度宗教、歷史和社會的不瞭解和片面認識。她說:“宗教信仰使得人們對於世界的認識不一樣。在印度教看來,心靈的潔凈才是最重要的。我在印度農村村民家中看到,屋裡最潔凈的地方總是神龕。因此,印度環境有些髒亂,部分原因是,信仰印度教的人們對於外在的污穢似乎不是那麼在乎。當然,印度政府的治理能力有待提高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對於印度“沒有廁所”、人們隨地大小便的傳聞,馬宇歌說:“這些傳聞並不完全真實。在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家庭,這是完全不真實的;在貧民窟和欠發達的地區,則可能存在這種情況。現在,印度也有公共衛生學者正在發起‘廁所革命’”。
  問題四:印度人如何看待中國、研究中國?
  “印度人非常重視中國,這種重視讓我覺得非常震驚,甚至覺得可怕。”馬宇歌說,“震驚是因為,在來印度之前我沒想到,面對對方國家,中國人和印度人的態度竟然截然相反。很多中國人會把印度簡單歸類為‘貧窮落後’、‘不足掛齒’;但印度卻把中國視為競爭對手,並當做重要的研究對象。這種差別讓人感到可怕。我覺得,在未來的國際舞臺上,面對一個鄰國、一個大國,基於客觀瞭解和學術討論所制訂出的政策,一定要比基於想象和輕視制訂出的政策更有競爭力。”
  說到印度人對中國的瞭解,馬宇歌介紹說:“很有趣,不同的印度人群對於中國的看法並不一樣。”
  來自孟買的拉吉使先生,是當地的巨商富賈。在他看來,印度之所以要比中國落後,是因為印度擁抱市場經濟比中國晚了十年。因此他認為,印度要向中國學習的是經濟自由化。
  尼赫魯大學的左派知識分子認為,中國之所以比印度強大,是因為中國施行了社會主義,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
  有些印度教復興主義者則認為,中國因為統一了語言、文字甚至思想,所以比印度強大;印度的其他宗教信徒都應皈依印度教,讓印度成為一個統一的印度教國家。
  馬宇歌說:“這些多元化的看法,反映了印度不同群體關註中國時的角度不一樣。印度人對中國是在‘盲人摸象’。”
  說到這裡,馬宇歌沒忘記拿中國人看印度來做一對比。她覺得:“印度人對中國‘盲人摸象’,是為了在鏡子里照見一個更好的自己;而我們中國人對印度‘盲人摸象’的時候,在很多時候只會輕蔑一笑。這二者形成了強烈的反差。有時候,過於輕率地做判斷、下結論,會在不知不覺間讓我們喪失寶貴的學習機會。不僅對印度是如此,對待這個世界亦是如此。”
  還有一些數據,可以印證馬宇歌的擔心:“在印度全境,中國留學生現在只有2000人左右;而在2012年,印度在華留學生超過一萬人;中國赴美留學生僅2012一年就有20萬之眾。可是,除了西方發達國家,明明還有許多國家和社會形態值得我們去研究。比如說,中國在非洲有大量投資,至今卻很少有關於非洲的原創性學術著作可以拿到國際舞臺上與最前沿的學術研究者對話。中國的利益和觸角已遍佈全球,但我們卻對全球60%以上的人口缺乏瞭解。如此研究現狀,如何能夠支持中國的國力崛起?”
  問題五:印度的成功之處和不成功之處是什麼?
  對於一個有上百種語言、上千種宗教、上萬個神,連國會開會也要同時啟用20幾種語言“同聲傳譯”的國家而言,馬宇歌認為,印度的成功之處,首先在於在如此多元的社會中建立起一個獨立統一的國家。在歷史上,印度曾多次面臨分離主義的挑戰,都安然度過。
  將建築、藝術和宗教等古文明很好地保留並傳承下來,是馬宇歌眼中印度的第二個成功之處。
  在馬宇歌看來,印度的第三個成功之處,正是它的民主制度。“印度自1947年起實施的民主制度,基本沒有中斷過,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等民主制度的重要元素被充分保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印度是後發國家中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不過,馬宇歌在印度的游歷過程中也深切感受到,印度民主的“質量”還有待提高;印度的民主有時不得不付出一些“代價”,印度的發展進程不得不在平衡各方利益的過程中被放緩。電力發展就是一個例子。印度和中國都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電力改革的,但是直到現在,印度電力供應一直處於緊缺狀態,停電司空見慣,生活在農村地區的幾億印度人甚至完全無電可用。
  “在印度,因為少數原住民拒絕搬遷而導致水壩無法修建的例子,並不少見。”對這樣的現象,馬宇歌卻說,這從另一個側面說明,“正是民主制度賦予了人們與當政者博弈的能力”。當馬宇歌隨印度資深國會議員瑪尼·尚可·阿雅先生到他的選區考察印度基層選舉時,她看到,這位出身“婆羅門”家族的政治家被一位漁村首領指著鼻子大聲質問:“阿雅先生,你知道你為什麼輸掉了上次大選嗎?因為你沒有兌現你的承諾……”這讓她明白,民主就是打破社會不平等的力量所在,也是打通印度社會精英階層和底層民眾隔閡的力量所在。雖然這個進程很緩慢,而且時進時退,但它畢竟給人們帶來希望。
  本報北京11月1日電  (原標題:撕去貼在印度身上的那些“標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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